研究，研究生，研究生导师^*

汪品先

●研究层面存在三个大问题：一是缺乏创新的文化，二是缺乏创新的精神，三是缺乏创新的战略眼光。

●德育崇尚信仰，科学贵在怀疑，中国的文化却有过多的相信。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中，存在着不利于创新的成分。

●科学问题要从根上教学生。研究生教育不仅要教答案，更要教问题。

离新年钟声敲响还有不到40个小时，也许是大家今年最后一场交流。庄子说：“人生天地之间，如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”。人生就是一瞬间，如果摆正了新年的坐标，新年是一个新的开始；如果倒过来，那么新年后是活一天少一天，吃一顿少一顿。今天我讲座的题目是把研究生导师五个字拆开来说，先从研究两字来说起，然后讲研究生，最后说研究生导师。

一、研究

什么叫研究，中文的词汇很丰富，研究二字，可以用在很多场合。我们做的很多研究，含义并不清楚，出文章就是研究么？世界上出的论文95%是浪费了的，回头看看科学的历史宝塔，有用的也就是5%而已。我认为研究层面存在三个大问题：一是缺乏创新的文化，二是缺乏创新的精神，三是缺乏创新的战略眼光，我就这三点来说说我的观点。

第一是创新的文化的价值。同济大学有一位名誉教授许靖华先生，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，他在苏黎世高级工学院退休时作了个报告，题目是《为什么牛顿不是中国人》。他想说现代科学的起源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有深厚文化功底的中国，而是发生在英国。科学创新是文化的一部分，小平同志提出“科学是第一生产力”，大大提高了科学的价值。但如果我们首先考虑的只是它的价值和利益，这样就走味了。科学总的来说还是一种文化，科学家由于热爱它甚至可以献身。科学如果能产生价值，那是最好，但即便眼前没用，我还是要研究、因为爱好，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精神去研究科学。回顾现代科学史，英国确实很了不起，出了多少开创性的大科学家。比如达尔文，他并不上班，没有工资，没有奖金，家里很富裕，太太更有钱，他每天在院子里散步，思考一些科学问题，没人催他，他还不愿意发表文章。这种研究风格和我们很不同，英国的文化和中国也不一样；另外，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在创新精神上也是有差异的。农耕文明最重要的是稳定，能够代代相传；海洋文明全靠闯荡，蹲在家里没戏。这两种差异导致了历史的差别，但是我们不要把责任都推到老祖宗身上，我们又真正的鼓励了多少科学创新呢？中国几十年在搞运动，学术也可以搞运动，例如一宣传哥德巴赫猜想，全国都来攻哥德巴赫猜想。德育崇尚信仰，科学贵在怀疑，德育在于相信，科学不是这样的。而中国的文化却有过多的相信，这是农耕文明的缺陷。我到莫斯科大学时还没有批判斯大林，当时学生写论文献引用伟大列宁的话，然后再说自己的观点。我们文化大革命时远远超过了当时对列宁的那种崇拜，文章不仅有语录、还有黑体字。会看文章的凡是见到黑体字都跳过，因为这些都是语录。应当承认，在我国的传统文化的深层次中，存在着不利于创新的成分。直到今天，我们的教育和科技体制中还不时觉察到当年科举制度的遗传基因。

第二是执著的精神。这就是唐宋八大家欧阳修的话，他说他的文章是在“三上”写的——马上，枕上，厕上。欧阳修的“三上”说明你真的要做科学的话，你就要入迷，而不是临时抱佛脚。我非常喜欢坐飞机想问题，坐在窗口看着云层，海阔天空想问题，很多科学的思考都是用在路上的时间激发出来的。台湾留美有一位搞物理的陈之藩写过很好的散文，说通用电器公司在大楼转角都有桌子和笔，那些科学技术人员有一个念头时就可以立刻写下来，以免稍纵即逝。世界上好的成果都不是靠嘴巴吹出来的，而是憋着气写出来的，好的文学作品是这样，科学也是这样。科学家的成绩都不是在聚光灯下的，而是在不为人知的实验室角落里诞生的。王国维先生曾经提到做学问的三个境界，第一个境界很容易做到，“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；第二个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，那时候还能坚持下去，就不容易了；第三个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，能做到这点的就很少了，这个要看你的运气、你的造化。，有的大科学家一生潦倒，，身后才被社会承认，由儿子出来介绍他父亲当年的故事。

第三，要有一种战略的眼光。不光要低头拉车，还要抬头看路，这就是战略科学家的问题，真正做到抬头看路要求是很高的，首先要知道路在何方。我是学古生物的，80年代在澳大利亚跑了半个澳洲的海岸，想研究海岸带的有孔虫，还想做全世界的。好在后来没有继续做，有前辈点拨说这些是“雕虫小技”，做得再好又怎么样呢。80年代后期开始作古海洋学，这是瞄准深海的，一开始惨淡经营，现在国家重视深海了，而这正是同济海洋地质的特色。我们坚持坐冷板凳的精神，终于得到国家的承认。等到我们这个实验室拿到创新团队，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后，我们又宣布转向，走出实验室去迎接海上现场的挑战，不能就到此为止，抛物线到达顶点后就走下坡路。

二、研究生

曾经请教过一位前辈，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：为什么中国的大学生很强，可是到了研究生阶段都很一般，他说这可能就是education 和training的区别。要做training就连猴子也行， education不一样，它需要启发你自己真正想学的东西。我们的教育体制里，所有的学生都在为考试而念书，并且过分迷信院士等权威。记得当年我对李国豪校长说，我们研究生的教育是教大学生的办法。他说不，这简直是中学生的教育，很多都是管的办法，而不是启发，这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一大败笔。教育研究生首先要分别对待、因材施教，其次要提供条件，在他研究、写作中去点拨，三要能够保护学生，使其不受流行病的侵扰。

研究生千差万别，“玉不琢，不成器”，就是要“琢“。要分析学生的特点，尽可能个体化培养。学生差别太大，但只要是有心做学问的，老师就应该点拨、而不是嫌弃他，也绝不可以随便许愿、误导终生。学生无非有三类，一类是很拔尖的，一类是很糟糕的，当然大部分人是中间层，不好不坏。宋朝的程颢说过，教学者如扶醉人，扶得东来西又倒。你如果仔细地教过学生就会明白，你强调这边，学生就往这边歪，总是有偏颇，所以要求老师一个一个去分析。要在你身边建立起一个小集体互相帮助，很多学生是从同学、而不是老师那里学的。

我觉得老师和学生最大的区别就是讲课，我讲你听，而讲课大有讲究。我自己现在的教学办法是每学期只讲五次，要求学生写读书笔记，我会给他们写评语。我认为我这样的教学是对的，你要点拨他，你要看他走的路到底怎么走。我每年讲的不一样，每一堂都重新备课，其实备课不仅是为学生，也是为自己讲，这样条理越来越清楚。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的年代，讲一门课是学习这门课的最好办法。专业课的教材鱼龙混杂，往往能写教材的人没时间，写不了的人偏偏又出教材。

最后是防止创新路上的流行病，防止讲套话、走邪路。老师要言传身教，要保护学生不受社会的侵扰，不误入歧途。学生平庸点不要紧，可千万别让学生染上一身病，千万别去学那种走江湖的本事。这是老师的责任，当然你的能力有限，但是可以在你能力范围里把小环境搞好。

三、研究生导师

老师是什么，是“传授知识”，还是“灵魂工程师”？恐怕都不是，“灵魂”如何能像工程师那样去设计、制造？知识也不是简单的“传授”。知识的生产传播和物质是完全不同的。例如经济危机牛奶倒入大海，大家大惊小怪，可是知识浪费了就没人提起。其实知识生产出来绝大部分都浪费了，用到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。老师不可能在自己脑袋上接一根电线，在学生脑袋上接一根电线，把知识全都传输过去，知识是靠学生自己去认识的，导师要启发学生自己去思考。

老师和学生的接触中有三点，第一是要从根上教学。蹩脚的老师照本宣科，因为没有自己的东西，一个好的老师最后可以把一堂课归结成一幅漫画，蹩脚的老师连标点符号都不敢动。越是大科学家，越是从根上讲问题，这就要求老师自己要钻研科学，不能只照讲义讲。第二个是要教问题。我在英国碰到一个美国教授，他说他上课从来不教答案，只教问题。因为科学发展到现阶段，真正的问题在哪里，这点一定要学透彻。我自己这辈子走了很多弯路，有很多人说到了退休时才知道什么叫科学，教问题是很难的。现在有了网络、电视，为什么还要学校上课？就在于间接传播的局限性，但如果不利用面对面的优势、学校气氛的优势，那就和函授、自学一样了。最后一点是师生关系。学生就像你的孩子，你确实需要全方位的关心他。老师要有一种不严而畏的精神，和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却又让学生敬重你。

四、结束语

中国30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确实是世界上的一大亮点，但是上层建筑严重落后于经济基础。如今社会风气非常糟糕，演员假唱，裁判黑哨，科学抄袭等，如果这样的社会还叫创新社会，那还真是贻笑大方。社会风气是需要人引领的，而且引领者永远是少数。年轻人需要咬牙坚持，头悬梁锥刺股，年轻的时候哪怕被人踩到脚底下，蔫了还不死，有这种精神才能做成事情。“真善美”三个字，如果第一个“真”字没有了，其他两点都谈不上。同济大学就是要打造一种“真”的校风，如果在各位导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，形成这种特色，这将是对我国教育事业最大的贡献。

（汪品先，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科院院士，中国海洋研究委员会前主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