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

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。如果把教育事业比作树木，那么小学相当树根，大学相当树冠，中学就是树干，不仅承上启下，而且挺立在大地之上，撑起了这片教育之林。尤其是这片学林里的老树，不但参天蔽日，盘根错节，而且枝繁叶茂，硕果盈盈。

格致就是这样的一棵老树。145年前的上海开埠不久，却已经在晚清的‘洋务运动“中脱颖而出。正是徐寿、华蘅芳这些前辈将近代科学引入中国，推进“格物致知”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理科学问。他们创刊了“格致汇编”传播知识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科技刊物；他们创办了“格致书院”培养人才，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颗明星，两者分别在中国科教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脚印。作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先行者、启蒙者，他们的影响遍及各个学科。对我从事的海洋地质来说，徐寿是中国第一条蒸汽船的研制者，华衡芳是中国第一本地质教材的翻译者。 我们都为母校创立者的远见卓识，和建立母校的丰功伟绩深感骄傲。

格致历史的下一个精彩时段，就是70年前的建国初期。我在格致念书的六年（1947-1953）恰好跨越建国前后，在母校经历了49年解放前夕，和50-53年抗美援朝、参干运动那些激动人心的岁月。 从小学到留学，我的学历长达19年，但其中总体印象最深的，应当说就是中学的六年。也许这是青少年成长过程里的普遍现象，我在格致六年里，许多位老师的形象和他们的讲课至今都还历历在目。印象最深的有两位：解放后的首任校长陈尔寿，和跨解放前后的语文老师许志行。

现在的同学，大概很难想象五十年代初期母校师生那种热血沸腾的心情。在当时的革命巨浪里，同学们把进课堂学习和上前线参军，同样看成是投身宏伟事业的实际行动，而地下党员、地理学家的陈校长，在我们这些十几岁中学生眼里就是这番事业的化身。 他聘来了一批造诣很深的地理学家给我们上课，燃起了我们对地球科学的热情，在他主持工作的几年里，许多毕业生包括我在内，成了后来的地质学家。

当时我们没有人知道许志行先生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，只看到他的语文课鼓励写作。还在解放之前，他就组织学生展开辩论，第一场辩论的题目就叫“要辩论还是不要辩论”，是当时的教育界里的空谷足音。解放后我们班上几个同学刻钢板出油印刊物，许先生把他毛笔手写的小说原稿“前奏曲”让我们连载。特别难忘的是他对学生的鼓励，有一次我写了篇短小说体的作文，赢得许先生的赞许，他热诚鼓励的批语我至今都背得出来。记得我留苏出国前回母校和他告别，他对我学理工不学文科还深表惋惜。

回首当年，最应当感谢母校的就是这些老师身上的精神。其实一所名校，最可贵的正是她的无形资产，一种难以表达、却又无所不在的传统精神。格致地处上海的十里洋场，夹在会乐里和大世界之间，所处的位置并无优势；之所以能够出于淤泥而不染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，靠的就是这种精神。从建校时“格物致知”的科学追求，到建国后充满理想的献身热情，纵然历尽沧桑、几经波折，却始终保存了下来成为母校最为宝贵的财富。

作为一名老学生，能够为七十年前的母校纪念文集作序，是一种难得的幸运。当年同案共桌的同学，如今都已经是耄耋老人，正在陆续逐个离去。然而至今我们老同学还在聚会，足见母校凝聚力的强劲。每逢聚会，都会惊讶离开格致之后的人生经历竟然如此不同，有的赢得了耀眼的光环，有的却走过了难以言表的坎坷道路。尽管如此，这些光环和坎坷的背后，都同样记录了格致学子的共同精神和道德底线，我们不同的经历只是社会风云变幻的客观反映，属于七十年来历史的缩影。整体来说，我们这一批批学生，都是来自格致这棵大树果实里的种子，尽管洒落的土壤不一、发芽成长的经历殊异，却都反映出母校145年来的传统精神。正是这种精神，鼓励着像我这样70年前的老学生，还和年轻的同学们一起，在科学的园地上努力耕耘，争取为母校的教育殿堂上添加一张瓦片。